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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不得已，我上了“高五”。
班主任找到我，让我当班长，我坚决拒绝了。高中上了四年，已经当了三年班长了，现在再也没有那个自信和兴致了，自己屡考不“中”，那还有脸当集体“一把手”。
望着如山高的试题和书籍，晕，真晕。
平时老师上课还好，还能集中注意力听讲，但一到做题，胸闷、心慌，看看大家，望望窗外，满脑子全是父母在田间辛苦劳作的身影。“明年再考不上怎么办，明年再考不上怎么办”？自己也感到，压力已经变成了阻力。
1993年高考，我考了328分，与提档线擦肩而过，连录取的机会都没有。后面也收到过几所院校的录取通知书，一看3000元至5000元的高额学费，家人不敢想，我更不敢提。
唯一的出路就是——复读。当时自己是全村第一个上了县里的最高学府——县一中的，考不上没退路，考上了也是农村娃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要出路，无退路。行，得上，不行，硬着头皮也得上。可惜，到了第二年政策变了，大学变“双轨制”了，原来上大学包学费、毕业包分配，一改不得了，什么也不包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踩着改革的尾巴，稍快一点儿，你享受的就是改革前的政策，稍慢一点儿，那就是放开、搞活。现在面临的不仅是考不考得取，还要面临即使考得上也上不起的挑战。我上大学了，弟弟、妹妹上学怎么办？
煎熬、烦恼，烦恼、煎熬，结果可想而知，那年高考再次失利。
“爸，我不想再复读了，我想为家里干点活儿。”我低着头，臊着脸说。
“那不可惜哟，咱都走到这一步了，再坚持坚持吧。小儿”父亲也有点无可奈何。
“我真的不想再上了，我心里没底。”
“在家务农有啥出息呀，爸的唯一指望就是你能吃上商品粮。那是你一辈子的事。你上学不是给我上咧。”父亲有点火了。
“在地干活儿不是一样生活。”我忖度着父亲的心思，小心意意地抗争着。
“你会干啥呀，你说吧，你会干啥！”父亲彻底生气了，他感觉他曾经向往的那个有彩色光影的肥皂泡，现在处在一触即破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