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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飞抵赫尔辛基，是在晚上。
最后一程遇上湍流，机身颠簸不停，满舱的乘客惊呼、祈祷，终于机轮触地，个个如释重负。
大概是因为伤势反复，卫来睡得昏沉，没有做梦，只觉得身在船上，浪头不息，一波又一波，不知道要把人推向哪里。
空乘叫醒他，示意可以下机了。
进入机场大厅，人声鼎沸，高高的色彩绚丽的广告牌上，是芬兰大学生们年轻明快的笑脸，上头写着——
“给春天戴上帽子！欢迎来到赫尔辛基，戴帽节！”
边上是大液晶屏的日历计时。
每年的四月三十号，又叫戴帽节，是芬兰人庆祝春天到来的狂欢节。
四月已近尾声。
卫来一身夏装，刚出机场大门，就冻得一个激灵，赶紧折回，随意买了件外套，裹上了又出去。
自己都觉得好笑，四月的一头一尾，程度不同的春寒料峭，他两次回赫尔辛基，都穿得不伦不类，一次裹邋遢污脏的兽皮，一次清凉到让人侧目。
回到公寓楼，照例先去埃琳的酒吧，进门之前，看到门楣上那句“wecareabouttheworld”。
他仰头看了好一会儿：他说出这句话时，自己也不是很关心时事，只是嫌弃埃琳连中国都不知道；而埃琳把它作为店名，是因为觉得这是很好的噱头。
——“卫！我可以在酒吧放新闻啊，赫尔辛基还没有酒吧这么做过！多新鲜。”
一再提及，通常心不在焉，真正卯定去做的，反而很少宣之于口。
有出来的客人，礼貌地请他让一让。
进了酒吧，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烟酒声色，样样不缺，第一眼看到的居然是那个埃及艳后，眼睛涂得深重，搂着一个俄罗斯老毛子的脖子，笑到花枝乱颤。
吧台里没有人，水母缸里水泡咕噜咕噜，暗绿色的幽光依旧，那两只老态龙钟的水母，有人照拂供养，永远学不会生活积极，而水母缸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