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其中就和庞煌当初在北平所遇到的问题基本上一样，唯一不同的，庞煌当初在北平府遭遇的是一府之地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在全国上下都是十分普遍的。
那就是所谓的“冗员”之状况，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那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
洪武十九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庞煌所知道的类似于监察部一样的机构，由御史台转换而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松江府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害民集团。
他发现，在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名，苏州府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一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仔细查下去，发现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官府正式人员似乎也像很多时代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表面上调查所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松江府的正吏不过十五名，一等临时工“经书”常有二百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大明建国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二千八百七十一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大明王朝的每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