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华红门这群卖国者，则是彻彻底底的赤化份子，为了来自于西方的赤化理念，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这和一千多年前崇信佛教的傻帽们都是一样，为了摧毁中华文明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在中苏边境战事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苏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急需中华红门进行武装暴动，以响应和支持苏俄，分散**党政府对苏的力量。
因而，随着战事的升级，其对中华红门政策的指示也日益升温，连续向其发布了一系列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论调和指示。
1929年10月26日，赤化国际执委会发出“十月来信”，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为红门指出了“最近任务”，如：必须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混战，继续展开**的群众**运动，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应当极其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
如此玩弄文字游戏，倒也是党国体制的特长，无数学习不好的傻帽，开始前赴后继，矢志不渝。
在苏俄和赤化国际这一系列措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华红门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路线，形成了第二次“左”倾思想风潮。在“中东路事件”刚发生后，中华红门就按苏俄和赤化国际的要求，把拥护和保卫苏俄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
1929年7月12日，中华红门发出《反对**党帝国主义进攻苏俄》的宣言；7月24日又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俄》的42号通告，对本门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计划在城市采取飞行集会、示威、罢工和游行宣传来发动群众。
更是在中心城市发动群众运动，苏区的红军则要尽可能改变游击的方式，并与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夺取最重要的城市，建立亲苏政权。“左”倾思想已经在中华红门的内部四处弥漫。
一大批不愿意卖国的红门门徒，开始被清洗，而马子任等人则成功凭着紧抱苏俄干爹的大腿，成功的提高了自己在门内的权势地位。
苏军针对中东路事件，于8月6日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8坦克。
噼里啪啦一通乱打，把张汉卿的东北军教训得很惨。而日本的军事顾问，也震惊于苏俄的强大军事力量，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业发展模式，同样是朝着计划经济体制前行。
十月**以后，沙俄被更凶残的苏俄帝国主义取代，然而它夺权之后全力应付内争而无力顾及蒙古事务。为了摆脱孤立状态以求生存，苏俄发布了两个对华关系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一切。
当时是1919年，北洋政府已趁俄势衰微先派遣陈毅赴外蒙谈判，接着派遣徐树铮将军率军开赴蒙古，一举收复外蒙及唐努乌梁海。
但是1921年3月，苏俄喘过气来，立即废掉两次对华宣言中之承诺，煽动外蒙奸人在今恰克图建立“蒙古临时人民政府”，随后“邀请”苏俄出兵。6月，苏俄赤军侵略中国，重新占领了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古。
为使其占领长期化、合法化，苏俄比沙皇更阴险。它派出大批干部以各种身份进入中国内地，煽动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野心家制造内乱，不管是中国人之间抑或中国与其他外国，厮杀得越凶、血流得越多，只要能转移视线有利于苏俄侵占唐努乌梁海就是胜利。
而外**立则是确保隔离唐努乌梁海，中东铁路则是劫掠中国的经济的吸血管。这个目标后来屎大淋对蒋经国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把蒙古拿过来”从本性上说，劣狞主义就是以侵略为宗旨的，它既然奉行“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那么所有关于和平民主的说道，都只是力量不足时的权宜之计，是谋略。
苏俄正是沿袭沙皇政府的政策行事的：1929年出兵侵略东北，不仅抢夺了中东铁路路权，还打击了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势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摸清了东北军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