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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是必然的事情，但却是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原因就是，伊朗在中国的同盟体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关键就是伊朗的地理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伊朗的东边是南亚次大陆，北面是高加索地区，西面是土耳其，南面则是海湾地区。
大战结束之后，土耳其与俄国都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控制之中，而南亚与海湾地区则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伊朗正好位于中德战略边界上。
显然，伊朗不但把中国控制的南亚与海湾地区连接了起来，还是阻挡德意志第二帝国向南亚与海湾地区扩张的桥头堡。
正是如此，中国在战后极为重视伊朗。
说白了，巴列维能够回到伊朗当上国王，就是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而扶持巴列维也是中国控制伊朗的主要手段。
问题是，这个手段过于单调。
更要命的是，为了维持与伊朗的结盟关系，中国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忍受巴列维的胡作非为。
由此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即中国对伊朗的国内政策影响非常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对巴列维的纵容，导致了伊朗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并且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如果中国有更多的选择，也许就能避免这场危机了。
由此可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中最大的失误。由此造成的麻烦，困扰了中国数十年。
要知道，通过革命上台的伊斯兰宗教政府绝对不会把中国当成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