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我常常会用第三人称讲述“贝利”，这件事令人十分不解。“贝利今天打进了两个球……”“贝利很高兴能来柏林……”这样表达常常是很有必要的。身为“贝利”，有些事情很难理解，有时候我自己都无法理解。能受到万众的爱戴和仰慕，我深感荣幸，我一直都将全世界人民对我的美好祝愿看得无比宝贵，正如一位叫诺曼·卡特勒的作家曾这样写道：“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他得到的英雄般的崇拜甚至比平常球员一辈子得到的还多。”可是，我不敢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上天赐给了我出众的足球才华，而利用这些才华让尽可能多的人感到快乐一直是我不敢掉以轻心的职责。正因如此，时至今日我都不会拒绝别人跟我合影或要签名的要求。
多年以来，我曾目睹很多离奇的事，一些超出了平常的球员与球迷关系的事：曾有成年人因见到我而泪如雨下；我曾在大型比赛结束时被球迷扒光身上的衣服去当纪念品；我曾被尖叫、哭泣的女球迷团团围住；而据推测，非洲某个冲突地区甚至因为我要在那里踢球而宣布暂时停战。
上世纪70年代，我住在美国纽约，那时我常常去儿童医院看望生病的孩子们。有的孩子已经几个月没能下床了，而在我走进房间时，他们竟然站了起来，像是痊愈了一样；他们的眼里闪着光辉，对我说：“我要当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我要进很多球，就像你一样，贝利！”
天哪，这些孩子，有的是晚期癌症，有的是被截了一条腿，可当我望向他们的父母时，看到的是同样的眼神，似乎他们对孩子的话深信不疑。于是我回过头，聚集起所有的信念，对那些孩子说：
“对，孩子，你出院以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球员，就像我一样。”
这些经历都是我的荣耀，有些是我一生中最宝贵、最充实的事。天哪，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要哭出来。但是，那些孩子并不是因为见到一个名叫“埃德森”的巴西人而兴奋，他们鼓起最后的气力，为的是见一见“贝利”，那个足球传奇人物，他们的偶像。这种事绝不是一个人能承受得了的，而多年以来作为“贝利”背负着这么高的期望值活着，不亚于我在球场上承受的任何挑战。
一天下午，我下楼到桑托斯球场的经理办公室去给家里打电话，这种电话我每周都要打一次。
电话是父亲接的，他似乎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迪科，”他说道，“我听说你被招进国家队了！”
我兴奋地大叫起来，甚至就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步。这意味着我能代表国家队出战1958年的世界杯了，而我刚刚17岁！
“等——等一下，儿子，别激动，”父亲接着说，“不过不是很确定。”
“你……我……什么？”
父亲给我解释着，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当时父亲坐在家里听收音机，这时播音员念到了此次招入国家队的人员名单。但父亲没听清到底他念的是“pelé”还是“telê”，后者是里约的弗鲁米嫩塞队球员。
“也许你该去问问球队的管理层，”父亲建议道，“记得给我回电话。”
我放下电话，在俱乐部办公室里四处乱跑，想找个人——随便一个人——问清到底怎么回事。开始时碰到的两三个人只是朝我耸耸肩，说他们什么都没听说。最后，我找到了摩德斯托·罗马，他当时是俱乐部的主席。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困惑，他大笑起来，笑个不停。
“噢，他（播音员）念的绝对是‘贝利’，”他解释道，“几个小时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祝贺你，孩子，你进国家队了。”
这个可恶的绰号！
能被国家队招入，我感到非常荣耀、非常激动，但也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