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才华、天赋，有些人甚至拥有多种才华，有的是艺术，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数学，有的是医术。最重要的是，你得去发现自己的才华，将其不断锤炼完善，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去施展这些才华并得到别人的认可。而在1956年至1958年时间里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中最好、最满意的一件事。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经历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但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护士，他们曾跟我说，他们发现自我的过程其实跟我是类似的。那种不断超越、最后在同类人中脱颖而出的愉悦感，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人世间没有什么感觉能与之相比，并且，不论有多少人看到你的变化，是6万人，还是0个人，都无关紧要。如果你能发现自己所擅长的事，你就会感到高兴，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你的心里就总是充实的。而对我而言，以及对全世界无数男孩、女孩而言，这件事就是踢足球。
那天，当我第一次踏上桑托斯球场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大场面即将到来，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一下子长高了一大截。
我们到达的那天是星期天，球场里正有一场桑托斯州的联赛——亦即我的俱乐部所在的联盟，对阵双方是桑托斯俱乐部和商业体育俱乐部。瓦尔德马为我们仨找了几个位子，我坐了下来，心怀敬畏地看着比赛。我从未看过这种水平的比赛，更不用说是在现场观战，当然那时也没有电视。比赛的节奏很快，似乎都不像是真的。我曾听说过其中的几个球员，其中就有雅伊尔·达·罗萨·平托，在1950年那次巴西队失利的世界杯上，他就是国家队的一员。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比赛，不敢相信自己即将跟这些人一起踢球。
比赛结束后，瓦尔德马带着父亲和我走下看台，来到球员休息室里。他向我们介绍了球队的主教练——路易斯·阿隆索，人们都叫他卢卡。然后，我见到的第一个球员就是沃尔特·瓦斯康塞洛斯，他是一名优秀的攻击型中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为桑托斯俱乐部打进一百多个进球。他穿着10号球衣，这个号码一般属于场上的指挥官，他负责组织球场上的攻防，其职责相当于橄榄球的四分卫。
瓦斯康塞洛斯搂着我的脖子，朝父亲咧嘴一笑。
“别担心，”他低声说道，“我们会照顾好他的。”
我笑了笑，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接着又紧张起来——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父亲就拥抱了我一下，跟我道别。
“这里很好，”他轻声说道，“你能成功。”
然后，就这样，他跟瓦尔德马走出了更衣室，回巴鲁，回到我至今唯一熟悉的生活里去了。
我站在原地，眼望着大门，似乎盼着他们俩从门里走回来。就在这一刻，我的童年仿佛结束了。从一定意义上讲，童年的确结束了。
说实话，父亲走后的几个夜晚，我感觉非常孤独。我就住在球场里，露天看台的下面就是俱乐部的单身宿舍，舍友们都很好，他们想方设法让我过得舒心一点儿。但这里跟家里不一样，房间很暗，墙上没有照片，我见不到亲人，也吃不到家里的豆米饭。一到晚上，我就想念父母、弟弟妹妹，还有“九月七日镇”的队友们。
有一天早上，我想逃回巴鲁去。我走到了球场大门处，却被球队的一位管理人员叫住了。他叫萨布琴霍，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他说因为我还未成年，所以需要书面许可才能离开球场。我告诉他不要紧，我回头再给他拿来。当时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身上没有钱，其实哪里都去不了。幸运的是，萨布琴霍识破了我的小诡计——说实话，是个人就知道我打的是什么主意——并把我带回了宿舍。
我的生活暂时都很平淡，没有什么明显的转变，没有什么人生的顿悟，也没有比赛的胜利。我只是一天天训练，注意力全都在足球上面。有时候早晨醒来，我感觉脑袋都晕乎乎的，手脚似乎都不会动了。但每次我都挣扎着下床，踏上训练场。一旦开始运球、传球、射门，我就立刻清醒过来，每次都是这样。
桑托斯俱乐部说我太小了——身材太单薄，只有108斤——跟球队踢什么样的比赛都不合适。开始的时候，老球员们总是让我给他们端咖啡、拿烟、拿汽水，把我当成跑腿打杂的小孩，而不是队友。他们让我跟年轻的球员一起训练，而后来我发现，我完全有能力跟队里的顶级球员匹敌。
在一次训练中，卢卡教练让一个名叫弗尔米加——外号“蚂蚁”，是个非常好的防守队员，甚至为巴西国家队踢过球——的球员盯防我，我成功地摆脱了他的防守，打进了几个球。
“很不错，小子，”卢卡说道，“继续努力。多吃！老天，你得变壮一点儿。”
这个要求倒是很容易实现。队里的伙食营养很好，有鸡肉、牛肉，这是我第一次能每顿饭吃到这些东西。我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同时继续健身。桑托斯俱乐部有一个健身房，我在那里学习空手道，它能帮助我学会如何正确起跳，而更重要的是，对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说，我能学会如何正确落地。我身上开始长出肌肉，我的腿也变得粗壮了，不久之后，我的大腿就跟腰一样粗了。同时，我继续练习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会的足球基础。我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待在球场上训练，甚至在别的球员都离开了，我还要加练一会儿。
我心里想的是，即便远离家乡，我也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