砰！
“用头顶！”
砰！
就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有时直到夜晚，就我们两个人，我和他。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盘带，射门，传球。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到镇上的球场里练习，就找块空地练起来：家里的小院子、外面的街道（即鲁宾斯·阿鲁达大街）都是我们练球的场地。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比赛的经历，有时候则是给我演示学来的或自创的动作。偶尔他还会给我说起他的哥哥，父亲说，他哥哥是一个中场球员，得分能力比他还强，但在25岁就去世了——纳西门托家里又一个前途无量却中道夭折的惨剧。
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在练球，学习足球的基本技能。回头想想，有些练习十分有趣，其中有一个就是将足球挂在树枝上，我一连几小时用头顶它。但跟父亲教我如何用头将球顶入球网的技术相比，那就是小儿科了。他会双手抱球，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额，嘴里还说：“别眨眼！别眨眼！”他的观点是，要想把头球练好，首先就是在顶球时睁着眼睛。他甚至对我说，只要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头。我听他的话，就这么做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但是，很显然，父亲认为这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对的，这种训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
除了头球，父亲还重点让我学会两种技能：一是在控球时将球控制得离身体越近越好；二是不管什么动作，双脚要做到同样好。
为什么他要重点强调这两个技能？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练习场地的限制——巴鲁的街道、后院、小巷等等。也许父亲意识到我瘦小的身材。成年后，我的身高只有1.70米，即便在那个时候，我的身高也算是比较矮小的。所以，跟父亲不同，我在球场上没有身体优势。如果我不能将对手撞开，不能比他们跳得更高，那我脚上的技巧就得比他们更好，我得学会将球变成身体的延伸。
说实话，父亲教我这些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母亲很不愿意她的长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母亲看来，足球就是一个死胡同，是一条通往贫困的道路。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而当家里充斥着梦想家时，她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她想让我把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从过去到现在，她一直就像是坐在我们肩头的天使一样，总在鼓励我们去做正确的、高尚的、有益的事。她想让我们所有人过得更好。所以，开始那几年，每当她逮到我踢球，就会痛骂我一顿。有时候比这还厉害！
母亲良苦的用心阻挡不了父亲和我。她又能做什么呢？我们父子二人都中了足球的魔咒。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仍是在小院子里练球。母亲走到旁边，双手叉腰，听天由命般长叹道：“嗯，真好，又把你的大儿子拉进去了。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可别跟我抱怨说后悔没让他学医、学法律！”
父亲则抱着她的腰，笑着答道：“别担心，塞莱斯特。等他把左脚练好，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体育梦破灭的父母转而去训练自己的儿女重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也常常伴随着风险。有的孩子厌恶这种期望所带来的压力，有的则是不堪承受压力而崩溃，有的孩子则再也不会去碰球。
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原因很简单：我爱足球。我喜欢脚上有球、脸上洒满阳光的感觉，还有队友间的友情、进球后全身过电一般的兴奋……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跟父亲在一起。在我们练球的那些时间里，父亲绝不可能认为我有一天会因为踢球而变得出名、有钱，在那个年代，这种想法是绝无可能的。我想，他只是爱这项运动，并想把这种爱传给自己的儿子。
他做到了。我想说，我对足球的爱从未衰减过。它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就像宗教信仰或母语一样。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但令我惊异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无法将对足球的爱与对他的爱分割开来。
我这一生中，有幸在世界上近乎所有最好的球场里踢过球——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甚至还有纽约的洋基体育场。但我最早踢球的地方，还是神圣的“鲁宾斯·阿鲁达球场”——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球场，而是巴鲁老家门前的一条土路。邻居家的孩子们就是我最早的对手。我们把旧鞋当作球门，街边的房子就是球场界线（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若是一个大脚把路灯或窗玻璃踢碎了，我们就疯狂逃散；而我常常是受到指责的那个人，因为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这群孩子里最迷恋足球的人。我想，这恐怕也是身为“唐丁霍的儿子”不利的一面吧。
我认为足球比其他任何运动项目都更能将人凝聚在一起，这一点在我们的街头足球中得到了印证。其他运动，如棒球、板球或美式橄榄球，都需要昂贵的器具或精心组织的球队；而对巴鲁这些贫穷、无组织的孩子来说，以上条件是遥不可及的。而足球，只需要一个球就行了。不论是1对1踢，还是11对11踢，获得的乐趣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几乎随时都能找到6或10个孩子一起踢球。我们的母亲就在近旁，她们能看护着我们避免出什么事。但在上世纪40年代，在这样的巴西小镇上，她们的担心根本没有必要——街上没有汽车，几乎没有暴力犯罪事件，并且，街坊四邻彼此都认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鲁宾斯·阿鲁达球场”几乎总有球赛，除非裁判——我的母亲，把我们驱散。
足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加入进来，不论是矮小还是高大，强壮还是瘦弱，只要会跑会踢，就能上场。所以，我们的街头球赛集结了五花八门的球员，每次比赛都像是联合国开大会：叙利亚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当然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巴西黑人。
从这一点来看，巴鲁就是巴西的缩影，后者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巴西就是一个大熔炉，其人口组成多种多样，几乎跟美国一样。外人大多不知道，圣保罗的日裔人口仅次于日本。巴鲁距离圣保罗有200多英里，其面积是圣保罗的百万分之一，但我们这里的移民同样很多，他们的祖辈最初都是在巴鲁小镇之外的咖啡种植园工作的人。我的邻居中，既有姓kamazuki的，又有姓haddad的，还有姓i的。足球让我们把彼此的差异置之脑后，有时候踢完球，我会去伙伴们家里，吃日式炒面、羊肉面饼或巴西豆米饭。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我种下了对其他文化着迷的种子，在其后的岁月里，我幸运地沉湎其中。
在小伙伴们中间，我踢球的热情最高，所以往往由我负责把大家分成两队。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嗯，不谦虚地说，父亲对我的训练已经开花结果，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我所在的一方常常会以12:3或20:6的成绩碾压对方，别的孩子，甚至那些比我大的孩子都不愿跟我做对手。所以，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大家的兴趣，我就不按人数分队，比如说，这边3个人，那边7个人，我则在那个人少的队伍里。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所以我就在上半场担任守门员，尽量保持双方的比分均衡，下半场才开始攻击。而幼年时担任守门员的这个决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奇怪的影响，并让我获得了那个全世界闻名的绰号。绰号在巴西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有的人甚至有三四个。那时，我的绰号其实是“迪科”，家里人都这么叫我。我弟弟雅伊尔的绰号是“佐卡”，我们俩要是不踢球，就跟别的孩子到几个街区外的火车站玩，看那些来自圣保罗或别处的旅客，这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窗口。其他日子里，我们就去铁路桥下的巴鲁河上钓鱼。我们买不起渔竿和钓鱼线，就借来圆形木框的纱窗，把鱼从水里捞上来。有时候，我们去巴鲁小镇外面的树林里玩，或者是从树上摘杧果和李子，或是打鸟。那里有一种名叫tiziu的鸟，而我的另一个外号就因此而来，因为它又小、又黑、又快！
我的童年其实并不都是快乐的时光，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我在7岁时就开始打零工了。舅舅豪尔赫借给我一点儿钱，我买了一套擦鞋工具——一个小盒子，几个鞋刷子，还有一条皮带用于挎着鞋盒走动。开始时，我给朋友们或家人擦鞋练习技术，熟练之后就到火车站给过往的旅客擦鞋。几年之后，我又去了一家鞋厂工作。还有一段时间里，我将街坊里一位叙利亚女人做的pastel——一种美味的油炸饺，常用碎牛肉、奶酪或棕榈芯做馅——送到小贩那里。他然后就去穿镇而过的3条铁路线中的一条近旁，把这些食物卖给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