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帝国学术界也很是然闹。
继去年帝国大学，中华大学等高校的几位经济学泰斗出版了几部有关国家经济政策框架，以及〖中〗央银行学的书籍之后，今年连续出了两本很有震撼性著作：一本是帝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元培的《需求层次论》，提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除此以外，他还讨论了另外两种需要，即求知需要和审美需要，但认为这一切都属于第四和第五层次的需求之中。
根据这一理论，蔡元培提出，无论是有产者也好，无产者也好，业主也好，劳工也好，都是在满足了某一层次需求与追求下一层次需求的过程之中不断前进。人的一生，大体上就是遵循这样一个轨迹。社会进步的根本表现，在于能够使越来越多的成员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而构建这样一个有利于社会成员通过努力实现更高层次需求的秩序，是社会的责任，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根基。
另一本却更加直接，目前新内阁的劳工部长周明根牵头，几位教授和官员联合编篡了一套《企业劳资关系互动效果调研集成》，并没有直接提出什么结论，只是把战时对劳资关系的调研报告选摘了一部分，分别对照了不同企业的劳资关系和生产效率，以及同一企业在不同劳资管辖下生产和效益状况的对比。
这里边列举的薪酬机制，劳资对话，工人在不同劳资关系之下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企业效益的变化，让很多企业主和有心人都是眼前一亮。
再对照一下帝国专门负圭国际经济情报的蓝箭经济研究所每年更新的《世界企业组织行为年鉴》，综合里面英法德美各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很多人也开始模模糊糊地得出一些结论：美德经济的迅速赶超，是否也有其劳资关系处理较好，劳工对企业管理和发展参与度较强的成分在？而帝国的这些领先企业，似乎也在采取一些有相似之处的组织原则。
这仅仅是偶合吗？
“…帝国政府之立法，固然可为全社会总体之指导，最低之限度，然企业各有其特点，劳工阶层也不可期望政府解决一切问题，更多地还是要靠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以构建适合企业自身特色，行业特点，地区特点的劳资关系。政府在这种关系中，更多的是裁判员，真正的主角还是靠劳资双方……”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在〖中〗国，商业界也好，底层民众也好，早已习惯了在立法和行政上听从政府的安排，最多也就是提提意见。虽然参政院和国会这些年在立法，预算审批，官员监督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但这种政府主导的思想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可现在看起来，中枢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政府不会包打天下，只是仲裁人。
更重要的是，政府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立场：它既没有站在资方一边袒护企业主，也没有明确表态力挺劳工，他只是给双方提供了一个公平较量的舞台，同时又规定了较量的规则，至于结果如何，只要没有低于底线，就不在政府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种理念上的冲击，让很多议员一时间也有些恍惚。很多人只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未来整个社会的资源博弈，似乎会遵循某种新的模式。
“…至于各位议员担心的工潮，相关法规中将严禁此等两败俱伤之行为，主要以劳资协商沟通，政府调解，法庭仲裁为手段。中枢调研员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地方参政院，警部，调查局也将监督劳工部和法庭可能的贪腐渎职行为………”
劳资问题成为多方博弈的重头戏。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天，修改后的提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各党在桌子下面又进行了一轮复杂的利益博弈，最终的定稿总算先后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实际上和第一版草案没有多少区别，不过嗣后将公布的很多行业具体提案倒是吸收了不少意见进行了修订。
五年计划…和预算案的敲定，终于打消了民间的种种猜疑。这个国家，看来确实要以前所未有的高姿态大踏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