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这个派发红包风俗自古流传，金额从几元到几百不等，但无论多少均可，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新年好意好兆头而已。
张英菊的同事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就是他们在老家过年时候的各种见闻。
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员工说自己去年拿到8万元的收入，让村里人好生羡慕。
一位来自四川的男员工说，他今年回家又被七大姑八大姨围攻了，她们甚至还给他安排了一个班的相亲对象，殊不知他在深圳早已经有了女朋友，只是还没打算结婚，不想跟家里汇报而已。
张英菊听得最真切的是同事罗姐的话，罗姐说她妈催她结婚生子了，甚至还要挟如果明年她还是单身，就不要回云南老家，给她们丢人现眼了。
罗姐今年32岁，跟她同龄人的孩子们，此刻不是已经上大学中学，至少也上上小学了。
整个村里22岁以上的适龄女孩，就剩罗姐一个人还单着，甚至连男朋友在哪里也没影。
张英菊明白在农村，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要是还未婚未育，那遭受什么样的闲言碎语和眼光都有，所以听完罗姐的话，她同情似的看了她一眼。
而让张英菊没有想到的就是10多年后，她竟然活成了罗姐当年的模样。
为了躲避胡军的纠缠，也为了逃避父母的催促，这么多年她就只回过一次陕北老家，而且还是为了改名字。
即使后来调户口到深圳，她也是委托别人代办的。
张英菊在新年后的变化最大。
2001年3月，张英菊不仅购买了此生的第一套住宅，而且还把家从关外工厂的大棚区，搬到了关内的上海宾馆附近。
所谓梦想成真。
至此张英菊告别了一年多，来回乘坐3个小时公交车上班的艰苦岁月，过上了以后只需要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公司的轻松日子。
“张英菊，你的那位周先生还要收购松柏公寓吗？”
拿到老板派发的红包，张英菊很开心，并沉浸在这份喜悦中。
随后这份喜悦被戴均的问话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