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那顿饭我给自己创造了三次杀头的机会。
因为在朝鲜官员眼里，当面顶撞伟大领袖都是要杀头的。
不过金主席没有杀我，相反我们还聊得很愉快，一顿饭喝了3瓶茅台。
我走的时候，礼宾司还送了我3箱水果和一个精致的银器花瓶。据说这是最高的外交礼遇。
我曾一度相信，朝鲜会在第二代接班人手里走向改革开放。
在我想来，权力和财富可以传承，但人民对领袖的崇敬和拥护却不能简单地转移给下一代，更不能自然地传下去。
但现实，总让人意外，也超乎人的想象……”
张益达看着一脸苦笑的黄鸿年，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又说道：
“在很多中国官员眼里，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堪称最了解中国国情的华侨。
听说你在中国的时候，当地官员招待你去卡拉OK，考虑你是华侨，给你点了一首《甜蜜蜜》，你不唱，反而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红星照我去战斗》。
黄先生，有这回事吗？”
“那必须的，我可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人，当年我还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可惜没给我批。”
黄鸿年满脸遗憾的说道，又追述起了当年：
“我从小就任性，爱惹事生非。12岁那年，我爸说：我管不住你，让***来管你。
然后我和大哥就被父亲安排到中国求学来了。大哥比我幸运，考上了京城大学，我赶上了那十年，没办法，去到山西插队当知青了。
当时我成分不好，想追求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可是被人家嫌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