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正月初一，光绪帝宣布退位，大阿哥溥俊登基，改元保庆，保庆新政就由此展开。
为了消除传统士大夫阶层和中国乡土社会的抵制心态，新政诏书《明定国是诏》开篇就提出：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这句话便是新政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至于如何变法虽然道理一箩筐，但是归跟到底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于是，在不反对旗人和读书人利益的基础上，保庆新政以发展工商业为要义，以图强求富为宗旨，以“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改革的得失标尺，以“摸着石头过河”为改革的进退依据。在得到了上层社会和商人买办阶层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改革开放”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这样一场仅仅涉及经济层面的改革，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显然难度不大。
此外，作为对列强支持的酬答，新政府增开了青岛（胶澳）、南通、潮州等三处通商口岸，并允许各国商人在口岸开办工厂，以及在内地勘探和开采矿山。
青岛开埠后，德国海军在胶州湾的数千亩土地一夜之间升值了十倍，也由于这个原因，青岛海关以及工部局的规划只能在德国人的领导下才能有效的工作。
青岛至西安的东西铁路大动脉的规划也被中华铁路总公司提上了议事日程，德国企业纷纷进入山东半岛勘察矿业，并在青岛口岸内开办工厂。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受益者是中国自己，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使条约口岸的工商业快速发展，沿海地区的就业状况日益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逐步增加；其次的受益者则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依靠地理和信息上的便利，加上新政推行后，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迅速升温，日本在华的实业投资雄踞各国之首。
此外，在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出于政体的考虑，清廷首推德国，其次是法国和比利时，而将英美两国排在最末；不过留学欧洲开销极大，而公派留学名额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自费前往东瀛镀金成为那个时代“富二代”和“官二代”们的主要目标，一来留学日本所需时间较短，在欧洲学习普遍要四年以上，还不算在国内的一年预科，而日本只需要两年外加三个月的语言补习班；二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学期期末还可以回家看看；第三则是日本的学费要便宜得多，日本政府出于东亚共荣的战略目标，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学金，以鼓励中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第四，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大学基本是“保过”的。而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学校则不提供这项服务。
保庆帝大难不死，顺利登基，而且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粤汉铁路、京汉铁路、津浦铁路以及关外铁路的建成，整个国家都显示出一派生机萌动的景象。
为了减少西方宗教势力和中国宗族社会的冲突，把义和团运动消灭于萌芽状态，威廉训令外交部就宗教和教育问题和中国方面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德国政府承诺不再向中国增派更多的传教士，并逐步收缩当前的传教规模；中国政府则允许德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开设学校。其学历可获得中国学部的承认。
在德国率先垂范的带动下。美国、奥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也和中国达成了类似条约，但法国和英国却不以为意，前者对宗教的重视远超教育，后者则对在中国创办私人学校毫无兴趣。
可以说。在德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保庆帝不仅登上了位子。而且坐稳了位子。来自柏林的德**事顾问团帮助中国政府训练了南北六镇外加边军三镇，共九个师的新军。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则以中国海军副提督的身份成为中国海军中职位最高的洋员。
对于中德两国关系的发展，威廉感到满意。隆巴迪因此受到嘉奖。不过比隆巴迪更心花怒发的自然非满德莫数了，中国新建陆海军的全部装备均从德国进口，每年都是至少两三千万马克的合同。而礼和洋行作为德**工卡特尔在亚洲地区设立的唯一销售商，很是从中大赚了一笔。